1948年10月的一场细雨刚停，阜宁城外的公路上突然出现一顶破旧斗笠，斗笠下的人自称“老金”，说是老区来的干部，要求面见军分区首长。接待员盯着他湿透的布鞋，客气地点了点头，却在心里记下了几处可疑：口音带着南京腔，袖口却缝着苏州裁缝惯用的暗线。十分钟后，专门负责接待归队人员的小组把“老金”带进一间瓦房，门一关，荷枪的警卫随即出现。一向自负沉得住气的金柯愣了一秒，才挤出笑容：“同志们，是不是搞错了？”这时，陈丕显推门而入，把一封折痕斑驳的信放在桌上，只说了一个字：“看。”

信纸泛黄，落款是“杨斌”。金柯看完，双膝一软，坐到了板凳上，脸色比窗外的雨水还灰。全房没人再说一句话，空气像被瞬间抽空。那封信只写了几行：金柯已变节，须严加防范；如其来苏北，务必先行隔离审查。落款时间是半年前，而杨斌本人已于三个月前牺牲。简短几句，生死两重。

故事要回到更早。1912年冬，长江边的当涂县江面雾重水寒，船民家里诞生了一个瘦弱男孩，父母取名谢远源，他日后改名杨斌。这个孩子读书成绩很好，九一八时才上中学，却已经带头冲进南京街头呼喊抗日口号。老师罚他站墙角，他却把“勿忘国耻”四个字刻在课桌。大学阶段，他辗转安徽、北平，最后在“一二·九”运动中接触共产党，自此进入秘密战线。

从延安到皖南，再到上海，他一直干最危险的工作——城市地下交通和联络。有人形容当时的上海是水泥森林里的罗网，杨斌却能在罗网中来去无形。1946年9月，华中十地委在上海秘密成立，他任副书记，金柯任书记。短短半年，任天石被捕，城市里白色恐怖骤然升级，杨斌提出把机关外迁杭州，以求转圜。金柯点头应允，却没有立即执行；更糟的是，他把杨斌的新住址透露给了刚“入党”不久的赵万和。赵本是旧伪组织头目，这一漏洞直接酿成灾难。

1947年5月14日凌晨，租界的巡捕房门口停下一辆卡车，杨斌、金柯等人被捆上车押往南京卫戍司令部看守所。车厢里昏暗，杨斌用手指蘸了点茶水，在木板上写了个“共”字，悄悄递给同车的张达平——这是提醒，也是托付。到南京之后，酷刑和威逼轮番上阵，多数同志咬牙坚持，只有金柯一步步滑向深渊。先是见到被抓来的妻子与孩子，再听见特务许诺“少将军衔”，他终于开口。情报如决口洪水，沪宁沪杭线布点、秘密交通站，甚至解放区的布票兑换处，都被他报了个遍。百余名干部就此落网，多人遇害。

杨斌的肺病本已拖了多年，每逢夜深咳嗽不止；敌人雪上加霜，把他吊在通风井里整整一天。狱友劝他保重身体，他淡淡回了句：“人活一口气，气不弯，骨不折。”面对金柯一次次劝降，他当场表态：“乌漆墨黑地活，不如亮堂堂地死。”那晚，他与任天石合写密信，请可靠商人艾星华带出。为了掩护真信，两人故意写了封假投降书塞在易搜部位。三天后，艾星华获假释，真信成功送达山东分局。也正因这封信，苏北根据地对金柯的“归队”早有准备。

1948年春，南京看守所里传出噩耗：杨斌病势急转直下，被抬出监房后折磨致死，年仅三十五岁。消息传到陈丕显耳中，他沉默许久，只派人把杨斌那只一直寄存的皮箱仔细封存。皮箱里只有几本发黄的文件、两件洗得发白的棉衣，和一条写满地址的破旧手帕——那是杨斌在寻找失散多年的哥哥谢远达。

解放后，金柯在军统“少将”头衔的档案上签下供词，军事法庭审讯仅用了半天。判决生效那晚，他对于自己为何会败在一封短短数百字的信前，始终想不通。有人说，叛徒是被利益诱惑；也有人说，是意志先松懈再崩塌。到底哪个因素更致命，恐怕连金柯自己也说不清。判决书末尾只写着一句：“负案归零。”

1983年9月，雨花台烈士陵园迎来天津老干部参观团。人群中，一位花白头发的老人盯着纪念墙上“杨斌”二字，久久不动。旁人轻声问他怎么了，他颤声道：“那是我四弟。”原来，这位老人正是谢远达。兄弟俩因战火失联四十余年，终在烈士名录中“相认”。次年春，陈丕显把那只皮箱交到谢远达手里，扣子已生锈，却依旧整齐。谢远达打开箱盖，沉默良久，只留下了一句：“他做到了。”

从金柯的背叛到杨斌的牺牲，这条隐秘战线只隔了几面墙，却隔不开坚守与动摇的深沟。信任一旦失守，所有防线都会在一瞬间塌方；而一句“须严加防范”却能救下一整片根据地。历史并不抽象，它常常浓缩在一封信、一只旧皮箱里，也镌刻在那些生死关头的选择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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